“长期以来，包括环保系统自身对环保的职能认识有误区，认为就是执法、关停、罚款。”

　　执法者不应只是冷面孔，也要有热心肠，能整改的企业找专家把脉，精准帮扶，不能整改的“散乱污”则严格关停。

　　2016年，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江苏盐城，李峰经营的丽凯毛绒公司被发现废水排放不达标、黑烟排放。

　　停产整顿之后，有人建议他“关厂吧”。

　　花费400万元改造锅炉等设施复产后，2018年11月21日，在和媒体座谈时回忆起这段经历，李峰仍然难掩紧张，“当时真的很害怕”。

　　限产、限排、关停……环保督查带来的企业整改被坊间定义为“一刀切”，因此饱受争议。

　　“长期以来，包括环保系统自身对环保的职能认识有误区，认为就是执法、关停、罚款。”江苏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综合组组长分析，执法者不应只是冷面孔，也要有热心肠，能整改的企业找专家把脉，精准帮扶，不能整改的“散乱污”则严格关停。

　　改变正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两个制造业聚集区悄然发生，约谈、督查等行政手段之后，一些地方政府开始采取更弹性的管理措施，引入经济手段降低环境风险。

　　李峰们如释重负。

　　环保不只是管、关、罚

　　盐城处于东部沿海，因为产品质量和区位优势，在这里生产的很多制品都销往美日韩等发达国家。

　　李峰公司年产拉舍尔、亚克力两大系列毛毯600万条、地毯15万条。

　　同在盐城市盐都区的中恒宠物董事长唐国文也用“压力山大”来形容接到整改通知的心情，“停产当天还有一个货柜的货要出”。

　　“很多出口企业都要经历国外合作商的验厂，如果环保手续不全、排放不达标，是不会和企业做生意的。”盐都区环保局局长吕明光说。

　　停产整顿后，李峰的心凉了，觉得自己要被“一刀切”了。

　　没想到当地环保局据理力争，请来盐城的专家为工厂研究改造方案，李峰才松了一口气。而日本的客户早就掌握了停产整顿这一商业情报，再次到访时也认可了改造效果。

　　除了帮忙请专家，企业在冬季停产限产时也可以申请豁免。2018年10月出台的《江苏省秋冬季错峰生产及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停限产豁免管理办法(试行)》中引导企业主动治污，例如，钢铁行业中烧结生产线稳定实现超低排放的、公用燃煤电厂已实现烟气稳定超低排放的、垃圾发电及危废焚烧处置企业烟气能够稳定达标排放的都可予以豁免，“哪条生产线实现了超低排放，哪条就可以正常生产”，环保部门通过电源监控设备监管。

　　企业还有直接和环保部门沟通的渠道，江苏省生态环境厅设立了一个月一次的“企业环保接待日”，由副厅长轮流坐镇。

　　第一次接待日在2018年10月举行。副厅长周富章介绍，接待后会根据来访情况召集各职能部门开会，每个部门领回自己的任务，环保解决不了的就搭建平台和其他部门协作。

　　“回过头想，如果是简单地查、关，下命令，肯定达不到这样效果，地方企业也有抵触情绪，还会适得其反。”英剑波说。

　　政府出钱建风险补偿资金池

　　2018年11月21日，盐城高新区的中恒宠物厂区内，刚下线的宠物尿垫正在打包装箱，准备发往日本，这是中恒宠物复产后接到的最大一笔海外订单。

　　3个月前，公司投入了四百多万元的治污设施，对于停产整顿的企业而言，这笔开销捉襟见肘。

　　盐都区环保局主动为中恒宠物申请了四十多万元的污染防治补助资金，还及时发放银行贷款所需的《排污许可证》，缓解企业停产期间的资金流转压力。

　　为了帮助中恒宠物这样拿不出改造资金的企业，江苏省专门设立了环保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池，用于分担银行等金融机构遇到坏账时承担的风险。省生态环境厅规划财务处副处长王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首期省级财政拿出了4亿元，计划在三年内花完，他们希望通过4亿元撬动市场80亿元的贷款投入到企业环保改造中。

　　这样一来，银行乐见其成，既降低了借贷风险，还借助政府拓宽了贷款来源。不过，如果银行达不到环保贷发放的考核要求，或者发放的并不是环保贷，也可能失去下一批参与的资格。

　　之所以快速获得贷款和资金补贴，是中恒宠物在2017年的江苏省环保信用信息评价中的绿色表现起了作用。这套评价体系从绿到黑分为五档，2013年由江苏省环保部门联合省信用办、银监局建立。到2017年末，江苏省参加环保信用评价企业贷款余额为7589亿元，其中，环保信用评价为绿色(优秀)和蓝色(良好)的企业贷款占比94%。

　　环保高压之下，绿色金融机制有了升级，风险补偿资金池是升级后推出的，中恒宠物从中获益。2018年10月，江苏省9部门举行了对话会，并推出了一揽子绿色信贷、债券、保险等措施。“我们对市场上企业对绿色金融的需求进行梳理，这套政策体系能对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企业都予以帮助。”王群说。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认为，风险补偿资金池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做法，可以撬动更大的市场。据王群介绍，江苏省全社会“十三五”期间对生态环保的投入约为4000亿，80亿起到的是带头作用。

　　制定更严格的产业准入门槛

　　2018年10月，生态环境部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了四十多个类似案例，从中选出4个省的6个城市。这种帮助企业转型升级，从执法者到服务者理念的转变，正在浙江、广东、江苏、上海等地悄然发生。

　　案例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对环境问题整治投入的资金在几亿到十几亿不等，在一些中西部省份的贫困县则可能是一年的财政收入。

　　李志青调研得到的结论是，依赖政府大量投入，即便在长三角内部也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比如绿色金融竞争力排名中，浙江湖州、衢州表现最好，安徽一些城市则垫底。

　　究其原因，李志青认为，地方政府的财力是一方面，其他阻碍这一制度普及化的因素还有意识、人才和能力。

　　污染企业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转移，随着汾渭平原等地纳入协同治理，越来越多的中西部企业面临停产，中西部会经受更强烈的阵痛。“环保标准不能降低”，李志青认为，“别人的制度建设做到了10分，你的财力不够只做5分也没问题，重要的还是意识问题。”

　　设置准入标准也被认为是有效的手段。全球每3条牛仔裤就有1条产自牛仔之都广州新塘。2016年12月中央环保督察后，新塘工业园面临升级转型，提出培育3-5个知名品牌，支持8-10家纺织服装龙头企业。地方政府对达标企业鼓励转型升级，给予一定补贴。76家企业关停后环境的改善也给地方带来益处，13号线地铁通到新塘，周边房价涨了一倍。

　　2018年11月，在马来西亚举行的第十届“更好的空气质量”会议中，污染转移成为各国媒体关注的焦点。中国工程院院士贺克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每个月更新的城市空气治理排名使用的是同样的空气质量标准，还在接收污染企业的地方，不可能不知道污染带来的后果，“领导被约谈，旅游减少，投资减少，招商企业的员工还要健康保护费，长期来说，不划算的。”

　　贺克斌拿河北举例，“在非首都功能疏解时，河北就不要污染企业。现在有了准入底线，想要污染企业的城市越来越少了。”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中规定，环境空气质量未达标城市应制定更严格的产业准入门槛。

　　除了这种政府参与的经济手段，李志青提到了另一种由市场主导的经济手段。

　　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浙江衢州督察期间，参保安全环保险的71家企业没有一家因为环保问题被问责。安环险由投保企业购买、政府适当补贴，保险公司负责建立环境风险评估平台，定期检查企业并督促改正问题，管理环境风险。

　　“早期培育离不开政府的有效干预，不过未来还需要逐渐过渡到以市场为主的模式。”李志青说。

　　(来源：南方周末)